有这样一个作家和一个脑瘫儿的故事。主人公就是今年57岁的尹树义，现就职于《林海日报社》，大家称呼他为尹老师。         1986年6月, 在林业砖瓦厂居民区,一个刚生下不足三天的婴儿,在人们的手中传来传去。听说女婴的生身父母有严重的智障，谁也不愿收留她。这时尹树义善良的母亲把这个弃婴抱回了家,因为母亲身体不好，就把孩子托付给了刚结婚的尹老师，并给智障女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冉冉。        冉冉4岁之前，经常抽搐、哭闹不止、焦躁不安，经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确诊孩子是遗传造成的大脑愚症、小脑萎缩,医生说：“这样的孩子活不过6岁，做手术如果不成功就给“安乐”算了，或做活体研究吧，免得大人孩子都那么辛苦。”尹老师听到这话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他偷偷抱着冉冉逃回了牙克石。之后的几年间，尹老师和妻子四处求医，终于让孩子不仅活过了6岁，9岁时还学会了走路。        冉冉总是黑白颠倒，一到晚上就歇斯底里的哭叫。尹老师怕影响楼上楼下的邻居休息，就把被褥一层层的铺在地上隔音。为了能让小冉冉睡上一小会儿，他和妻子成宿成宿倒班抱着孩子，实在抱不动了，就把冉冉放在床单上，一个人扯着两个角悠。冉冉抓住什么都喜欢用嘴去撕咬，不咬累了，咬够了，那是绝对不会松口的。至今，尹老师的胳膊上，肩膀上，到处都是被冉冉咬过的伤疤。        30年来，冉冉不会说话，不会咀嚼，大小便不能自理，每顿饭都要口对口嚼着喂，或打碎了水果做成果汁，用奶瓶嘬着吃。晚上照顾孩子的尹老师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，白天还要上班，身体严重透支，有时他往往只看见别人的嘴在动，却听不清人家在说什么，上楼梯时，每抬一步，腿上就像灌了铅，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就睡着了，呼啦一下醒来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里。由于过度劳累，2011年，尹老师心梗急性发作，倒在单位门口。做了心脏支架后,才捡回了一条命。此后，他身体一直不好，今年年初，心梗、脑梗再次发作，甚至影响到行走，医生警告他要好好休息，今后不要再写作了，但他就在住院期间仍然偷偷地写出了5000行的抒情诗。       为了照顾冉冉，尹老师放弃了要自己的孩子、多次放弃了外出学习深造和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，甚至没能很好地照顾父母。十年前，母亲忧心成疾，去世前还不停地念叨：“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就是树义两口子，我捡了个傻孩子，却拖累了他们一辈子……”父亲在2014年年初离世了，父亲曾非常气愤的问儿子：“孩子是你爹还是你祖宗，你孝敬她却不孝敬我？”还有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“沽名钓誉”，对于种种议论，他从不做任何解释。        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，妻子问：“树义啊，我们要是有一天实在坚持不住了怎么办呐？”尹老师说：“只要死不了，咱就得坚持下去。”妻子说：“这孩子哪怕能管我们叫一声爸爸妈妈，我们也算没白养活她！”尹老师说：“冉冉不能管我们叫爸妈，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孩子管我们叫爸爸妈妈吗，这也值了！”因为冉冉不会说话，尹老师就天天给他讲故事，并把这些故事写成文字。他将自己多年研究的鄂伦春、鄂温克、达斡尔三少民族文化成果整理出来，先后出版诗集，小说集，散文集，理论著作、长篇小说等一百多部，获得了150多个文学奖项，因为对森林文学的突出贡献被吸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七、八年前，他收到了达斡尔族少年才傲然的投稿，得知他也是个脑瘫患儿，不会说话，一天学没上过，写作只能靠一根手指敲打键盘来完成，尹老师决定帮助这个不幸而坚强的孩子，经常指导他写作，并资助他出版了散文集《三盏灯》和长篇小说《追爱》。才傲然还在2014年被评为“呼伦贝尔市自强不息先进个人”。       邻居家有个4岁的小女孩叫孙之贻，尹老师经常给她讲故事，并引导她自己讲，一来二去，尹老师发现她很有想象力、能编故事，就鼓励她不断把故事整理出来，在孙之贻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出版了她自己创作的《毛毛童话集》，现在孙之贻已经成为中央民族大学大二的学生了。       林原中学的后进生张志华，热爱文学但学习成绩不佳，一度消沉甚至有过轻生的行为。尹老师多次和校长与他沟通、谈话，并教他写作，使他重新点燃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，后来张志华考上了大学，又成为内蒙古作家协会最小的会员，创作的作品多次获奖。这些孩子们都亲切的叫他尹爸爸，他觉得自己特别幸福。       尹老师用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五万元稿费，组建了“尹树义爱心之家”，帮助了上百个困难家庭，并联合企业多次为特困户和残疾人捐款、捐物近百万元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崇高不是用来标榜的，善良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。       用他的话说:做好人真的很难，做好人的成本太大了，也许要付出一生的代价，但我仍会努力去做一个好人！